本文转自：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记者李丽
陈晓琳这个名字在广东可谓家喻户晓。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筹备成立广东新闻台，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成为了一名主持人，深夜清谈节目《孤独者联盟》安抚了无数奋斗者的心，几年后她获得了广播电视界的最高荣誉——全国金话筒主持人金奖。新千年陈晓琳转战电视领域，主持了上百台大型文艺节目，获得了电视文艺星光奖特别奖，还拥有了广东电视史上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新闻评述栏目《晓琳话九州》。但在事业最成功的时候，她却选择了辞职留学，为人生充电。
游子归来，陈晓琳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斜杠人生”。第一次担任大型音乐剧的编剧和作词，她创作的《烽火·冼星海》便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剧目，荣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三届广东省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此后，陈晓琳在跨界的路上马力全开——作词、写诗、创作报告文学……年，陈晓琳还当上导演，首秀竟是一部潮剧！
今年，广东省妇联命名了30个三八红旗工作室。今年6月，陈晓琳广东省三八红旗工作室在暨南大学正式挂牌。近日，由该工作室制作的沉浸式话剧《·永远的红色》在广州起义纪念馆正式开演，获得各界好评。
“不管在什么年纪，都要保持一种随时出发的精神。”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陈晓琳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如此，任何时候只要你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出发吧！”
高考前自荐做广播员，口音却“蓝瘦，香菇”
羊城晚报：说说你的成长故事吧，你是广东人吗？
陈晓琳：我父母都是广东人，所以其实我是非常地道的广东人。但是后来我爸爸参加三线建设，去了广西，所以我在广东出生，却在广西长大。不过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广东。
羊城晚报：回广东的契机就是当主持人吧？
陈晓琳：说实话，因为我是在北京上的大学，所以当年我更喜欢北京，也有大把机会留在北京。我是学新闻的，如果留在北京，可能会去报社或杂志社，但来广东却可以去电台或电视台——我真的很爱电台，这是当时我来广东的最大动力。于是我去了当时的广东电台，那是在年。
羊城晚报：你为什么那么爱电台？
陈晓琳：我小时候就听广播，听齐越的有声小说《万山红遍》。但我真正喜欢上广播，还是快高考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的广播员毕业了，要找一个新的来代替。老师就找了一个跟我同桌的北京同学，但这个同学私下跟我讲：我才不要去，马上要高考了，会影响考试的。我一听，那我去啊！于是我就自己跑去找老师：我可以吗？当时我还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就是“蓝瘦，香菇”那味。（笑）
羊城晚报：到了大学之后，还继续做广播员吗？
陈晓琳：到了大学之后我又立刻报名去广播站，但是人家没要我，因为那时候我的普通话真的不行。不过，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就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后来还是进了广播站。
羊城晚报：在大学的广播站学到了什么？
陈晓琳：当时诗歌很火，我们最喜欢念一些舒婷、顾城、北岛的诗，还有各地的来稿、同学的来稿，都是文艺创作。所以当时除了广播，也涉及一些编辑工作。
羊城晚报：广东电台当时是去学校招人的吗？
陈晓琳：对，广东电台去招人的时候，学校也推荐了我。当时老师介绍说，这孩子不错，学的是新闻，在广播站做过，而且能吃苦。能吃苦的例子就是我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自行车考察团，一路从北京骑到了延安。
羊城晚报：所以有体力也是一个优点。
陈晓琳：哈哈，你不知道，这个自行车考察团很难考。唯一的考试就是拉练——从学校骑车到香山，一路上自然淘汰。这个团女生的名额本来就少，所以我长了一个心眼，觉得我一定要让老师看到我。我一路都跟着老师梯队，后来正好碰到某位老师的车坏了，我还帮着修。
羊城晚报：所以说到底，高考前做广播员并没影响功课？
陈晓琳：哈哈，所以我女儿有时候做功课偷懒，我也原谅她，毕竟当年我自己上学的时候也没怎么干“正事”。（笑）
刚来广州很不习惯，做主持却“出道即巅峰”
羊城晚报：年到了广东，你应该遇到了广播最好的年代？
陈晓琳：没错。只要你有想法，就都可能实现。比如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电话连线，就是我们那一代电台人首创的。当时窦文涛也在我们台，我记得他们那个节目组还跟南极连线，都很有创意。回头想想，当时一开始很不习惯广州，但这座城市真的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羊城晚报：你工作没几年就获得了全国金话筒奖，当时的情况还记得吗？
陈晓琳：说起来很好玩。当时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正在新加坡溜达呢，领导就打了一个越洋电话给我，说：陈晓琳你还回不回来？我要送你去评今年的金话筒奖，但你要不回来我就不送了。当时我也休息够了，说那我回来吧。其实对这个得奖的过程，我一直很懵懂。当时送评之后，有一天通知我说，你得了全国金话筒奖。我说：啊，就这么简单吗？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空办公室里想了想，然后告诉自己：对，就这么简单，那就接着干活吧！
羊城晚报：记得当时得奖的是什么节目吗？
陈晓琳：当时总共只能送评30分钟，我在里面塞了三个类型的节目。第一块《战争叫女人走开》，我采访了一个老红军，还安排了老红军和老战友的连线相认；第二块是父亲带着女儿去妇联维权；第三块是深夜清谈节目的一个电话连线，这也是我的强项。后来我听说，这30分钟还成为了北京某个传媒大学的教学案例。
羊城晚报：你当时得奖才29岁，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了。
陈晓琳：那年我确实是所有金话筒的获奖主持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羊城晚报：电台做得那么好，为什么后来又转型做电视了？
陈晓琳：这也算是当时广东广播界的一个现象吧——你电台做得比较成熟，就会被电视台看中。但当时很多人劝我，说我的形象在电视上没有竞争力，电视界美女太多了。我就不服气，拼不了颜，那我就拼实力呀！（笑）
羊城晚报：你是学新闻出身的，可以自己写稿子，这是你的优势。
陈晓琳：没错，当时很多人听说我自己写稿，都会很惊讶甚至奇怪。其实当时我所有的稿子都是自己写，因为我不愿意念别人的稿子——不是念不出来，就是语感不一样。
羊城晚报：所以在做主持人的时候，你也没有放弃过练笔头功夫。
陈晓琳：对，当年我做的节目《晓琳话九州》就是一个新闻评述类的节目。我一直没忘记自己是个新闻人，做那个节目是我觉得自己离新闻最近的一段日子。
跨界做舞台创作，过程就像“打通任督二脉”
羊城晚报：《烽火·冼星海》是你第一次担任大型音乐剧的编剧，怎么会突然做起音乐剧？
陈晓琳：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凡尔赛”。（笑）其实当时这个题材找了好几批人来创作，广东和北京的作家都有，但都没有写出来。当时负责这个事的人是我曾经的工作搭档，知道我可能行，就来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我可以试一下。对方说，你也没写过戏，要不这样吧，我找三个人一起写。我当时就说：要不你就相信我，要不我就不写了。他想了一下，说，好吧，那你来试试。
羊城晚报：第一次写音乐剧，不觉得难吗？
陈晓琳：难啊，像《烽火·冼星海》里面有54首歌，有30多首是原创的，所以我还要学习写歌词。但是难归难，这事也很有意思。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整个过程中各种痛苦，但最后你会有一种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
羊城晚报：你第一次写音乐剧就得了很多奖。
陈晓琳：这部剧我觉得自己更多是占了题材的便宜，因为冼星海的故事就在那里，看你怎么讲。另外，其实我对电影、对戏剧也一直有接触。因为当年我去澳大利亚留学，为了快速学会英语，就规定自己每天必须看一部英文原版电影，连续看天。最开始的时候我还要拿一个“快译通”，后来语言一下子就开窍了。所以我的英语其实是跟电影学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也有了一些戏剧创作上的积累。
羊城晚报：舞台创作对你的吸引力在哪里？
陈晓琳：那是一个把文字组成故事，把故事呈现在舞台上，最后再通过舞台上的呈现跟观众产生共鸣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很痴迷。当我给第二部戏《青天之端》做编剧的时候，我就越来越享受这种创作的乐趣。
羊城晚报：你在做舞台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主持人的身份，如何兼顾？
陈晓琳：对，比如年我就上台了场，包括各种访谈、节目、大型活动等。其中也做了不少漂亮的品牌，比如我们为汕尾做的“红色故事会”，一下子就演出了14场。所以我大多数创作剧本的时间都是在晚上，有时候会写到半夜一两点甚至三四点，但因为在做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不会觉得辛苦。
羊城晚报：这几年你自己组了一个团队，我看团队里的同事都非常年轻，他们对你的创作有哪些好的影响？
陈晓琳：对，我们的团队平均年龄也就30岁吧——这还是在我的年龄拖后腿的情况下！（笑）他们有些做过电台电视台，有些就是各大院校毕业的艺术生。我喜欢跟年轻人合作，他们给我的创作增添了不少活力。比如我做《烽火·冼星海》的时候，我就确定自己要写一群年轻人的抗日故事，角色普遍只有二十多岁。我也在里面加入了一些年轻人视角的桥段。比如我的剧本里有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了冼星海，最后有一个为理想而牺牲了。做《布衣院士》的时候，我也把卢永根院士的爱情写得很美，还做了歌舞包装，演出之后很多年轻观众都表示很喜欢。比如华农的学生看完就说，他们过去对卢永根院士的故事已经非常熟悉，没想到还能这么演，听他们这么说我也很开心。
羊城晚报：年的潮剧《望海潮》，你不但是编剧，还第一次尝试做导演，又一次跨界了。
陈晓琳：《望海潮》这部剧我也加了很多年轻的因素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创作并没有那么难，不就是讲故事嘛——这么说会不会又有点“凡尔赛”？哈哈。其实我的作品也经常被提意见，比如我太喜欢写爱情戏。写包公故事《青天之端》的时候，我就编出了另一条爱情线，后来被要求弱化了。
羊城晚报：眼下还有什么跨界的创作吗？
陈晓琳：我正在尝试自己写一本小说，一个家庭伦理的故事，但还没有写完。我的舞台创作大多是别人找我写的，但这个故事我自己决定要做的。
成立三八红旗工作室之后，想鼓励更多女性
羊城晚报：陈晓琳广东省三八红旗工作室成立之后，你想做些什么？
陈晓琳：我觉得这个工作室算是一个公益平台，也是一个影响力平台。最近我们刚制作了沉浸式话剧《·永远的红色》。这个话剧很有意思，我们会给参与的观众发道具，让你在整个情境中去共情那段激情岁月。未来我还希望联合更多优秀的创作者，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我想跟同样成立了广东省三八红旗工作室的省公安厅刑侦局刑事技术中心警务技术四级主任李海燕合作，制作一部短剧。此前，李海燕发现了一批年轻的红军战士的遗骸，通过DNA比对帮他们找到了亲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感动，也很希望能用艺术的方式去讲述这个特殊的“回家”故事。
羊城晚报：我看到你的工作室海报上有一句话：“认真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呈现舞台精彩”，这是你的目标？
陈晓琳：对，我们团队基本上没有接过什么纯商业的活动，都是在做一些主题性强的主旋律活动。我们整个团队都很年轻，因为我的一大目标就是用年轻人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用各种各样好玩的形式来吸引年轻观众。我们之前在梅州做过一个民族歌剧，叫《血色三河》，我听说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看了4次。他们过去一直生活在三河坝旁，但他们并不清楚三河坝战役的历史。通过这个民族歌剧，他们了解甚至走进了那段历史。
羊城晚报：作为母亲，你会支持女儿未来走主持之路吗？
陈晓琳：以后她想学什么都可以，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想她学播音主持。因为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对这个职业都是有误解的，觉得好像做主持人漂亮就行——有些人是漂亮，但他们连话也说清不清楚呀！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可以少注重点外表？就像最近刘亦菲的《梦华录》，人人都在说她多美多美，之前《亲爱的小孩》里任素汐演得那么好，大家却说“如果她不是长得那么丑就好了”……现在我们成立三八红旗工作室之后，也想多鼓励女性，为她们发出正能量的声音。
羊城晚报：一路走来，你好像在各个领域都是“出道即巅峰”，能不能总结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陈晓琳：我觉得是自己太幸运，比如我刚进电台的时候就遇到了广播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电台主持人在听众中的影响力不亚于现在的顶流明星。总之，好像我一直受着文艺的召唤，就这么一路顺顺利利走来了。如果说有什么自己的努力，那可能就是不管在什么年纪，都要永远保持一种出发的精神吧。比如每每听到一个感动我的好故事，就会让我产生创作的冲动，我会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好奖赏。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如此，任何时候只要你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出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