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剧一门四状元全集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以来，从中经历唐、宋、元、明、清各代，直到清光绪31年（年）废除，历经近年。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封建社会的文人都把考状元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千古名言不知激励多少学子卧薪尝胆、悬梁刺股、死钻八股、勇跳龙门。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因其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元。又因居三鼎甲之首，亦别称鼎元。但古时的状元也不是全部是殿试第一名。唐郑谷及第后，作《宿平康里》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但是郑谷当年是第八名，而不是第一。五代时南汉《十国春秋》云“刘龑（yǎn）定例，作状元者，必先受宫刑。故罗履先《南汉宫词》曰：“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

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秀才）资格之前，经过第一次童子试后都称为童生或儒童。之后以童生身份参加第二次考试—院试，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第三次考试叫乡试，只有获得秀才资格才可以参加，所有通过乡试的叫举人，被荐举之人。其中乡试里边的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第四次北京的考试叫会试，由有举人功名的人参加，通过会试的称为贡士，进贡给天子的士子。贡生里边的第一名叫会元；到皇帝那儿的考试叫殿试，通过殿试的叫进士，进士里边的第三名探花，第二名榜眼，第一名状元。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

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山东德州人）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年间，科考的榜数为榜，共产生了名状元（一说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人。中国古代社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

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的不乏其人。四五十岁中进士，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生动写照。如宋代共产生了个状元，据《中国状元全传》载，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37人，占72.5%，最小的18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2人。清代共有状元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5人，最大的62岁。状元之路绝不易于巴蜀之道。

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贴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其用意不过是考考生的背功，测试一下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如唐开元二年（年）赋试的试题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当朝状元李昂写了一篇27句个字的赋，全文洋洋洒洒，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在录取的27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第三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

灭。宋仁宗后，又对科考进行了修改，按策、赋、贴经、墨义的次序，让参试者并试四场，综合平衡后再定夺。考生考完后，由“读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终由皇上根据个人评判圈定谁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

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辈。为数不少的人高中状元后，一事无成。他们性格怪僻，饮酒成癖，穷困潦倒，暮年凄惨。唐代昭宗光化二年（年）状元卢文焕，穷苦之极，连顿酒也喝不起，可谓够可怜的了。还有许多状元，为官一任，了无政绩，终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军，诬陷谄媚，被史书称为“奸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纣为虐的北宋状元莫俦。此等状元，无以入史，难留清名，可称状元中的不肖败类。在状元科考中，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有的人就是靠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状元的。唐代就有“许愿状元”牛锡庶、“自荐状元”尹枢、“相扑状元”王嗣宗等，从其绰号即可见其为人。状元裴思谦则更为恶劣，唐文宗开成二年（年），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他标榜公正，宣言杜绝请托。裴思谦凭与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关系，要求高锴让他当状元。当时，文宗皇帝是个傀儡，仇士良权倾朝野，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对高锴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沉思良久，自知无力相抗，不然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裴思谦录为状元。天下动乱，皇权旁落之时，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难脱权宦重臣的掣肘，成为宫廷政治的玩偶，这不能不说是科考状元的悲哀。

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宰相子、尚书婿。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顺利圆了状元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特别是宋太祖，为了革除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年）的状元吕蒙正，幼小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随母流落龙门山，栖居山间石窟中。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便是以吕蒙正的贫寒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戏剧。孤贫寒酸的吕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刻苦学习，31岁大魁天下，42岁位居宰相。成为两朝辅弼，万众景仰。各朝历代，都有像吕蒙正这样的状元郎。他们成为庶民百姓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的幸运骄子。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奇观：状元们以文得名，而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往往都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多位状元中，除杨慎、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难传千秋。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唐宋两代名状元中，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挂冠。这一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仍是困惑人们的古代文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