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国际汉学家饶宗颐先生曾指出，最能体现潮汕人现实主义的处世思想的，可能就是糅合释、儒、道哲学思想的潮汕善堂文化。而提及近现代潮汕善堂的善举，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人称“荡爷”的越南侨领郭琰。
到西贡的堤岸区，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纪念郭琰竖立的铜像，当时的安南政府是派出警察轮流保护，可见郭琰的影响力有多大！
“荡爷”碾米厂加工的大米占越南一半出口量
纪念郭琰铜像周边的围栏及拜祭香炉
资料显示，越南西贡堤岸区，约有华人50万人，不过，尽管多数已归化越南籍，可这里处处可见华人文化风貌，而号称本地最大的平西市场（ChoBinhTay），就是年由来自潮汕的“荡爷”郭琰献出土地并捐资20万建成的街市。
后来，人们把堤岸的闹市区，叫“大街市”，长达一华里。为表彰郭琰特殊贡献，当时的安南政府特地在平西新街市的中央，竖立纪念郭琰的铜像，四周设置雕刻精美的石栏杆，并由政府派出警察轮流守护。此外，还立牌以志不忘，在近代中越友谊史上，潮商郭珍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郭琰，乳名阿荡，年（清同治二年）生于广东潮安庵埠龙坑村；潮安县，现为潮州市辖区，旧时称“海阳县”。据相关资料记载，郭琰“少跛一足，椿萱早逝”，父母早早过世，人又跛足，日子自然过得困苦。
郭琰（前排中）
14岁那年，郭琰藏匿在船舱里，从潮汕老乡渡海南下，终在安南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落脚。起初他靠卖苦力维生，后来做起了小贩，每天挑着货担，一步一瘸四处叫卖，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十年之久。
越南华人经济历史久远，且很早就与在地经济结合一起，并成为越南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统治越南之前，华人已从事煤、铜、金等矿业开采，向越南朝廷租矿并缴纳一定租金。法国殖民时间，法国资本家设置矿业公司，华人也被排挤出矿业领域，亦包括橡胶种植业，华人不得涉足。
19世纪末，越南三大主要出口产品煤、橡胶、大米中，华人仅可经营大米一项。越南向外引进碾米机器最早是年，当地潮汕籍华侨叫“米绞”，而当时稻谷及大米加工主要集中于郭琰所在的堤岸一带。在堤岸，当时大型碾米厂就有12家，中小型的有60多家，且2/3是华人在经营。而当时大米买卖及进出口贸易多是大商人，其中以堤岸潮商郭琰最为盛名。
当时仅郭琰创办的“通合公司”一家，旗下就有大型碾米厂一家，中小型厂有3家；此外，“通合公司”旗下还拥有棉花公司、糖厂、纺织厂、酿酒厂。更值得一提的是，郭琰还有轮船，航线既有走老家汕头，也有走欧洲，其在香港、广州、汕头以及新加坡还开设分号。当时，“荡爷”郭老板的碾米厂加工的大米，可占及越南大米的一半出口量。事业日臻发达的郭琰，工贸并举，年过四十以后，已成为越南工商界的著名人物。
堤岸的平西市场
应该说，当时在堤岸能与郭琰财富相媲美的，可能就是来自闽南的黄文华了，黄文华当时主要从事典当及地产。说起黄文华，知道的人会少一些，可提起他的儿子黄仲训，那可是民国大富豪。鼓浪屿“黄家渡”码头，就是黄仲训开的；厦门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公司，也是黄仲训开的。当年“地产大王”黄仲训在鼓浪屿更是拥有大量的别墅和产业。
20世纪初，郭琰创办的元亨轮船公司，先后购置了陶朱公号轮船、元利号、元贞号等轮船，很多华侨回潮汕都是坐他家的船回归故里的。其中的元利号轮船，还是第一家挂上中国旗，进出越南堤岸并航行各地。
中年以后，因患病郭琰两只脚无法行走，不过，他却依旧能在堤岸寓所的自家楼上指挥他的业务。据说，每天早上，家族旗下各大公司、工厂的经理都会到他家请命，由他面授机宜，具体包括各路货物的进出，资金的周转，也包括轮船的调遣、以及对行情的操纵与把握等，郭琰皆能安排妥当、有条不紊。
各位经理回到各自岗位后皆秉命而行，故而业务进展仍能顺利开展，如此时间长达10多年之久；由此可见，郭氏的经营管理才能和毅力，确有过人之处！此外，更印证他对人才掌控上有超凡能力，事是人去做的，要知道，管人比管事要难上几倍呀！
年5月14日，郭琰在堤岸寓所逝世，终年65岁。
“荡爷”与潮汕善堂那段历史
胡志明市的堤岸观音庙、温陵会馆
越南是个多民族国家，全国人口近万，全国通用越南语；可在胡志明市堤岸的华人聚居区，普通话、闽南话、广东话，尤其是潮州话都很流行。
史料显示，早在南宋前，就有潮汕人零星移居越南，到19世纪初，在越南的潮汕人已有数万人，并出现“潮州帮”。汕头素有“百载商埠”之美誉，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文中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汕头开埠具体确切时间，目前尚未有界定，在汕头市金平区永平路上的“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陈列布置上以年1月1日为始。汕头开埠之前，当时越南的潮汕人就多达10万人，二战前夕是超25万人，年巅峰时越南潮汕人的数量高达50多万人。不过，自年至年，由于战争及“排华”，很多人逃离越南，即便如此，目前在越的潮汕人也有40多万人，且多居于南部。
从19世纪90年代（汕头开埠后）至二战之前，这40多年之间，是潮汕人在越南商业活动的“黄金时期”，这当中也涌现了一大批商业巨子，比如祖籍潮安庵埠的郭琰，又比如来自饶平黄冈的许渭滨，许渭滨家族是当年越南中部、北部名噪一时的大富豪。另外，像潮阳成田的黄祥丰家族、普宁洪阳的林兴泮家族、潮州的陈澄初家族等，在纺织、杂货、茶叶、陶瓷、中药材、海上航运等工商业活动中，亦是有名。
堤岸的妈祖庙
在越南西堤（即西贡和堤岸地区），潮汕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比如这里有观音庙、妈祖庙，有很多潮汕会馆，甚至有潮剧潮乐社、潮州大锣鼓班等。另外，“乡帮文化”情缘不改，即便是早期移居越南的潮汕人，遇见老乡仍会以潮州话交流，很多潮汕传统节日仍在这儿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当然，潮汕地区后来的兴盛与繁华，也与越南等东南亚华人、华侨有关，他们念乡恋祖，海外潮汕人源源不断汇回的侨汇，挹注家乡经济及社会事业的发展。资料记载，年8月潮汕地区遭遇一次强台风袭击，损失巨大，当时仅西贡潮州帮公所一处，汇回捐款就有3万银元。至于筑桥修路、兴办学校、扶危济困等公益慈善，那就举不胜举了。
郭琰被称为侨领，可见其对当地潮人同乡社团的建立、以及当地潮人的慈善事业等是相当热心，并做出很大贡献。据汕头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20世纪初年，由于聚居堤岸一带的潮汕人越来越多，当时郭琰领头，创办潮州公所；今天的胡志明市潮州义安会馆，即由当年潮州公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汕头存心善堂
包括越南潮人等旅居海外的华侨，多把弘扬潮汕慈善文化当成己任，他们既是海外的实业家，又是慈善家，特别重视兴学重教、支持家乡慈善及公益事业的建设；其中，善堂文化就是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慈善文化。
富甲一方的“荡爷”，个人生活虽简朴，却时常用自己财力帮助他人。当年，很多旅越的潮汕人，“生有落叶归根之心、死望骨骸回乡之念”，郭琰根据这些同乡意愿，将当地潮人公墓中多具遗骸，一一标号登记，再化成骨灰，再由他家的元利轮船运回汕头，并委托存心善堂代为保管。
后来，郭琰让人登报，通知已故潮侨的亲属到存心善堂领回安葬，对于无人认领，或者逾期未来的则由存心善堂代为安葬。“荡爷”此举，赢得了很多海内外潮汕乡亲的赞扬。
大峰祖师像
据不完全统计，潮汕各地的各类善堂有多处，且多视为大峰祖师为潮汕善堂的鼻祖，亦有部分善堂是奉敬吕祖、华佗、玄天上帝等。
大峰祖师，是北宋末年的一位高僧大德，真名叫宋大峰。《潮阳县志》上的记载，只知其自闽（福建）而来，未详载其生平。年，大峰祖师由闽云游入潮，“时逢旱灾瘟疫流行，大峰遂结庐于潮阳和平三桥尾山，设坊为民祷祝治病，后又募众资建和平桥，方便乡民往来，乡民感念他的善举，建报德堂崇祀他，尊称他为祖师。”
清末以后，潮汕多地建大峰祖师庙渐渐多了起来，里面既拜祭大峰，亦举办施药赠棺，收尸埋骨等善举，有的则直接成立善堂、善社等慈善机构，更有的还办起小学、教养院、孤儿院、义务消防队等公益事业。比如清末民初，在汕头一医院、存心小学。应该说，善堂文化的兴起，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良好社会风气，并对海内外潮汕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善堂文化，亦已成为许多潮商家族的企业文化中一个重要精神内核，更是潮商及各地潮汕人联结乡谊及情感的纽带，有助于交流善事、增添互信、加深胞谊。国学大师饶宗颐，一生兼得文化和商业之所长，其祖父饶兴桐曾于年,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广布德泽,颇有声名。
此外，像著名的曼谷华侨报德善堂、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会、马来西亚明修善社等，都是潮汕人对外传播善堂文化的重要例证。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旅外潮汕人中的老一辈，就是靠故乡善堂拯救或者抚养成人的。有人携儿带孙，回乡探堂，慷慨捐助，感“滴水之恩”，代代传承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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