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于潮汕平原的中华传统与贵族遗韵
程贤章
七月流火，我在杭州中国作家之家度假，接友人陈国壮广州来电，他说，将受命主编《广东潮商》杂志，希望在创刊号上能发我一篇弘扬潮汕文化的文章。因为你在潮汕工作整10年，肯定对潮汕文化有独特感受。我祝贺和鼓励他办好这份杂志，并允应为创刊号撰文。从杭州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国壮先生叮嘱的任务。五月，我曾应汕头市委书记黄志光同志和市委宣传部的邀请，到汕头作了一场关于韩江文化的演讲，因为自己毕竟是客家人，一谈韩江文化便难免“客多潮少”，总觉得话犹未尽，也难免是一种遗憾。刚好国壮约稿，便想为那场演说补笔。因为潮学复杂深奥，泰斗前辈早已形成方阵。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著的《潮学研究》就够我研究一辈子了，何来我七嘴八舌？但作为后人，作为居住潮汕工作10年的记者作家，也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一孔之见。如孩提时总觉得窗外的月亮总有一天可伸手把它摘下来。虽无知而可笑，但毕竟自有情趣。无论读者视我为“附庸风雅”或喜凑热闹均无妨。我都决心撰写这样的文章。
为什么深圳几乎所有肉菜市场几乎都是潮汕人当家？
我在深圳市民中心作过一次演讲。我在演说时问听众：你们有没有注意，深圳所有肉菜市场几乎都是哪里人？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潮汕人”。不错，我至少游转过深圳近10个肉菜市场，所有卖肉卖菜的小摊贩小老板，清一色是潮汕人，为什么我知道他们是潮汕人呢？我在潮汕10年，潮州人的身材、动作、叼烟剁肉称菜的模样，一看就知道。我在潮汕10年，最遗憾的就是不会讲潮州话，这才造成我在汕头与梅州分区时把我分回到梅县。这是历史，也是命运，不堪回首。从此，我离开了哺育我10年的美丽潮汕平原，走南闯北，就只有年放映我和王杏元创作的《胭脂河》改编的《乱世三美人》电视审片时回汕头住过几天。话说回来，简单的应酬话我还是可以对付的。
“要两斤地瓜。”我用潮汕话问菜贩。
“多少？”他用普通话回答我，不当我是潮汕人。
“10斤。”我还是用潮汕话回答。
他点头，一称准放进黑色塑料袋。
交易成功了，他摇头：“你是客家人。”
我点点头。这证明，他不把我当自己人。
我对他说：“我在汕头工作10年了。”
他笑了。没学会“学老话。”
我点点头。“难学。”又问：“这市场好像老板都讲潮州话。”
他把烟头从嘴里吐出来，用潮州话对我说：“你的潮州话。”他伸出大拇指：“这个，只要你敢说潮州话，他们都会把你当作自己人。”
这就是潮州哥，“亲不亲故乡人”。因为语言是脐带，她连着母亲的血脐。
为什么那么多菜市场都是潮汕人当家？有些人对我说：“你知道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是谁？”
我说：“不是吴南生同志吗？”
那位同志说：“对啦，吴南生是潮汕人，他知道潮汕地少人多，所以这些人都跑到深圳来了。”
我笑答他：“吴南生是当代大儒官，他才不干这傻事呢，再说，他不招老乡来做官，他们招来卖肉卖菜做小摊，而且多达数千人，他会干这傻事吗？”
对方觉得有道理，只是点点头，无言以对。
哎，当官人的苦恼，就是别人给他背“黑锅”，悄悄地把冤案挂在他的裤腰上。
据我后来了解，他们原来是把宝安人弃置的土地廉价租来种菜的菜农，一夜间建经济特区而富裕了的宝安农民，都成了市民或暴发户了，有谁还用锄头玩土地呢？经济特区一下从四面八方涌来几十万人或建设者和淘金者，吃的米可以国家解决，但青菜哪里来？于是种田高手潮汕农民便来到特区周围，向当地租来廉价的土地种菜。他们是真正的菜农，为建设中国第一个特区当了“供给部长”。后来，深圳以世纪速度发展，他们的菜地变成了高楼。菜农一部分往后撤，一部分在住宅小区肉菜市场卖菜。他们不是靠官方的权利开后门来深圳的，而是经济特区把他们从潮汕请来的，凭他们的耕作技术，过人的体力，吃苦的精神，住在菜地简单的“工棚里”把灰褐色的土地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他们是深圳特区开发初期的“开荒牛”，有功之臣。现在深圳的富豪、市民、劳动者或淘金者，都不应忘记这段历史，忘了这批英雄。
李嘉诚，饶宗颐可能就是潮汕人的符号。
李嘉诚是香港的大富商，他的财产，居华人富翁的榜首。但是，李嘉诚去香港之前，家里很穷，读不起书。去香港也是一苦力工，许多书店不同版本的《李嘉诚传》，都提到李嘉诚初到香港时谋生的困难，他甚至当过码头的搬运工人。没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而且坚持长时间地吃苦耐劳，是当不了码头工人的。在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码头工人是芸芸众生的“下脚料”。即使是今天，搬运已经很机械化了，但体力的支付恐怕比哪一个工种都艰苦。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谁会萌发致富的念头？然而经过炼狱之苦的李嘉诚，靠自己的血汗钱开始原始积累，把眼光和心智转向商业。经过漫长时间的奋斗，艰难的积累与开拓，他终于修成“正果”，成为华人首富。纵观李嘉诚致富之道，可概括为三阶段——人寻钱为第一阶段；钱寻钱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钱寻人。银行、资信都对他大开方便之门，都求他上门。这如同佛法的“大乘”，修炼成正果了。也如哲学中的自由境界。富豪有几个层次，一是“天掉馅饼”，靠命运，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二是靠瞒骗，等靠要，从银行贷来资金，低利率，长期，甚至以各种名目以破产为名，抵赖贷款，使银行贷款成为坏账死账。有些以非法名义，向社会集资。这样的富豪，没有诚信、没有道德，这种人和受贿钱财者差不多，或是损公肥私，或是残害百姓。“黑心矿主”、“黑心砖窑老版”，在食品里添加苏丹红等此类，而李嘉诚的聚财之法，则是把自己第一笔血汗钱开始进行漫长的原始积累，然后又凭自己的智慧，心血，躲过无数暗礁和恶浪，艰苦地进行资本运作。房地产、高速公路、码头、金融证券，他都逐步一一涉足。以“长实”、“和黄”两大公司为火车头，拉动其他产业形成一列火车，奔驰于人类财富的至高点。这是要靠胆略、智慧和成功的资本运作，例如：波及香港的“文革”思潮在香港蔓延燃烧，许多港人丧失信心，影响房地产严重下跌，香港回归前又因有人对香港失去信心，房地产大幅泻价，大智若愚的李嘉诚却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商机，大量购进失去香港前途信心的商贾低价抛出来的房地产。甚至香港出现金融危机时李嘉诚都认为是一次商机，大量买进早已探底的蓝筹股。这样营运资本怎能不富？
李嘉诚不做官。以他的财团实力和影响，谋个全国政协或人大要员也不是不可能。但他和政坛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致力于教育、民生、福利。就解放后这一时期，不少华侨与富商纷纷投入资金兴办小学，以自己命名办中学、职业学校。唯李嘉诚一人独资办了一间汕头大学。这是一间科系、研究齐全的综合性大学。除了解放前的陈嘉庚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外，李嘉诚是解放后独资办大学的第一人。
另一方诸侯是潮汕富家子弟饶宗颐。他是国学大师，著作等身，《东方学》、《潮学》都出自他的手。史是对民族对国家队人类未来的贡献，是具有文化档次不可不读的典籍。但史也艰涩，难读，若希望像《哈利·波特》一样为青少年人手一册绝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这位学术泰斗多才多艺，书法、绘画、篆刻、金石、考古，无一不通晓。我看他自刻的笔筒、化石砚、章刻、扇画，无一不是他自己的作品。使人对饶宗颐这位国学大师多才多艺多能由衷敬佩，更有人对它顶礼膜拜。我一直视他为精神偶像。有他两本书画集，梦想都希望得到签名，我不自觉也成了“追星一族”。试想想，李嘉诚和饶宗颐性情、志趣、爱好、志向、目标对差异甚远，但他们却殊途同归，都弘扬潮汕人的精神，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之林的伟大抱负。总之，我认为：李嘉诚和饶宗颐是外出潮汕人的顶峰，可以说是潮汕人的符号。
潮汕人把朝廷贬官韩愈推到极致，骨子里是对文人的崇拜。
韩江下游曾称“恶溪”。据说常有鳄鱼为患。唐朝八大家之一韩愈，因写文章谏迎佛骨，被朝廷赶出京城，贬官至南方任潮州刺史。那时南方仍是山高雾瘴的“南夷之邦”，潮汕虽处三角洲平原，但因关山远隔，依然是遥远的边疆。韩愈对贬官潮州内心悲观苍凉，曾有一首传世之诗描绘了他当时绝望的心情。
一朝朝奏九重天，权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
这四句诗，把韩愈当时内心世界暴露无遗。韩愈在潮州为官八个月，可能和人民比较亲和，毕竟是个贬官，傲不起来。在史书上，能看到的是传世之作《祭鳄鱼文》。据说是因为恶溪常有鳄鱼为患，这位老先生其实也是个书呆子，写了《祭鳄鱼文》与这类凶猛的水中猛兽对话。后来鳄鱼果受感化，驯服搬进大海。
本人不太相信这类童话，除非韩愈领导群众治理河湾，疏通河道，清除杂草，令猛士捕杀鳄鱼。否则，残忍成性的鳄鱼决不会被书生一纸空文感动得搬家入海。但恶溪的鳄鱼为害现在已根绝。我想，这大概随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把鳄鱼为害根绝了的。那么，韩刺史被贬潮州八个月，做了哪些功勋卓著的大事呢？振兴教育，兴利除弊的事情他会做做，但这些都是“晚熟作物”，八个月内能收到什么显著的效益呢？
潮人确实崇拜这位朝廷的贬官。第一，把恶溪改为韩江。这是人民封名的，不像程江由当时朝廷“策封”；第二，建立韩文公祠。傍山而上的建筑，两边直上韩山的迴廊，名人题款的碑文一块接一块。当代又有大儒官——中南局要员、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的整修，其气派比湖南岳麓山的岳麓书院不差一分。至于韩山师范学院，那是后人借韩愈之名仰韩昌黎的文学成就而把学院命名的。这说明，潮汕人对士大夫，特别是成就辉煌的文化人的崇敬。哪怕韩愈是个贬官，潮人也把他当神祗精灵供奉。
即使是普通潮汕人——潮汕农村，也有浓厚的中华传统甚至保留相当令人惊奇的“贵族遗韵”。
潮汕人喝功夫茶，其讲究，其高雅，超过英国王室贵族，更不用与法国沙龙文化相比。功夫茶具的选择，茶叶的上乘，活水，活火，度的掌握等，可以著书，也有人著书。日本茶道可以相比吗？饮食的高雅，已远远超出饮食文化，完全是皇室贵族的遗韵。
男耕女织，这种中国传统在潮汕平原得到延续和坚持。女人绣花、抽纱、唱潮州歌册。著名的潮汕抽纱，就是潮州女巧夺天工的艺术作品。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汕头工作时，抽纱公司就是把图案和材料派到广大家庭妇女中，然后定期收回，全部外销海外，为国家创收外汇。据说，最近桌垫杯子垫都用剪纸代替，一次性使用，可谓物美价廉，因而影响抽纱的外销市场。但我认为，作为织绣艺术，抽纱将是一棵常青的艺术之树。至于歌册，则是潮汕妇女流传极广的口头文学。妇女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一边织绣，一边随口而出用歌册的形式编织一个美丽的故事，在潮汕平原的妇女闺阁中传播。其形式如客家山歌，市井妇孺皆喜闻乐见。作家王杏元，就是潮州歌册乳汁里泡出来的成功作家。
潮汕农村男子汉，是中国农民之魂。他们单衣短裤，腰束浴布。这种装束，如冲锋战士。他们一只脚跪在板凳一样的梭板上，一只脚作船桨在茁壮的绿油油稻田里耕耘、除草，在有限的土地上，像女人绣花，精耕细作。潮州陈桥大队“三分地上闹革命”的事迹，早就上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旗》杂志。吨亩产的高产纪录，就是揭阳农民林炎城创造的。防倒伏的矮化水稻，也发端于台风经常吹袭的澄海县。什么人是中国农民，如果不了解，其至不和潮汕农民打照面，你眼中，你心里的农民的踪影便是事前曝光的胶卷，一片空白，至少是变形。潮汕农民一色是男子汉；而上游的客家农民的主力军却是一色娘子军。客家居家的男人很少去种地，毕竟种地需要体力，客家妇女的体力和潮汕农民的男子汉相差甚远。因此，客家农村的耕作就显得粗放，谈不上精耕细作。上下游之间在耕作方面显出强烈的反差。
潮汕农民一天从田里劳作回来，冲凉更衣，如川剧变脸，变得斯文儒雅。青年男子换衣时穿上白衬衣，托在笔挺的裤腰里。吃过晚饭，便来到大队部或公众祠堂里。拿起弦萧鼓乐，弹奏古典潮乐，个个都成了乐器手、多面手。在潮州音乐伴奏下，来一段潮剧唱词，或是《扫窗会》，或是《陈三五娘》。几乎连孩子都懂得这句经典：“吃鱼要吃马鲛鲳，娶妻要娶苏六娘”。因而，我怀疑，这些丝竹之音的“全民性”，妇女绣花抽纱的超群艺术，随口而生的民歌天才，都洋溢着、充满着贵族风范和贵族的遗韵。从他们对贬官韩愈的千年崇拜，到妇女抽纱，男人种地娱乐，都令我联想到一个遥远的历史：他们是不是被遗弃的皇权贵族的后裔。潮菜是中国八大名菜，非客家菜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中原大众化馆食可比。当然，潮菜的佳肴和食饮用具，是经过商业操作的贵族化。那么，大众化的潮州牛肉店，牛肉丸炒粿条，甚至菜脯煎蛋，为什么也受顾客欢迎？上游客家肉丸、酿豆腐、盐焗鸡这三大客家招牌菜也不能和潮州大众饮食在商业炒作的擂台上较量！
在汕头市委宣传部朱江副部长和作家王杏元陪同下，我们在汕头市和市郊转了一圈，到处洋溢着浓郁的乡情，浓郁的潮汕人文精神，让我对我的第二故乡——脚下灼热的潮汕大地如醉如痴。我还在我的老友、画家杜应强家里喝了久违40载的功夫茶，享受了一次贵族式的饮食文化。
二OO七年八月九日于文德路·杭州归来
程伯
《走出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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