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侨华人,对于新加坡的开发经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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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加坡华侨华人作为新加坡人口的主体之一,它对于新加坡的开发、经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新加坡华侨华人在人口构成、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自身的生活状况、与殖民地当局的关系、与祖籍国的关系等方面有着以下这些特点。

(一)寓居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大量来自闽粤地区

福建和广东地区的华侨华人是最早出洋谋生的一批人,是华侨华人的先驱。因此早年在海外占据华侨华人人口多数的也是来自闽粤地区的华侨华人,新加坡的情况亦是如此。清朝中期以后,由于人地矛盾的逐渐增加,中国国内的生存压力高涨。近海的闽粤地区多有民众为了继续生存下去,甘心冒死出海一搏。水路并不太远的新加坡也是他们的选择之一。乾隆年间,新加坡的闽粤地区华侨华人人数已经不在少数。颜斯综在《南洋蠡测》中称:“近闻已聚唐人杂番数万。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乡者。此岛由外洋至粤仅七八日。”早年冒死出洋的华侨多是独身一人。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华侨通过自身的奋斗,积攒了一定的财富,于是就在当地购置田产、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到了晚清时期,新加坡已有不少的华人富商,“殷实富盛之家,如潮人陈姓、黄姓,闽人佘姓,皆拥赀三四百万,席丰履厚,他处所未有也。”新加坡华商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

(二)新加坡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坚守

1.风俗习俗方面

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会在他们的商铺、住宅贴上桃符,并写上汉字,以求趋吉避凶。贴桃符、写汉字在新加坡非常风行,“有中原风景”,甚至使清朝的外交官感到惊喜。年,清朝第一个外访使团“斌椿考察团”在历访海外十多国后到达新加坡。使团负责人斌椿(—年)在其著作《天外归帆草》中以诗记录这一景象:“片帆天际认归途,入峡旋收十幅蒲。异域也如回故里,中华风景记桃符。”与斌椿一同造访新加坡的张德彝(—年)记载了一次新加坡华人依照中国习俗的送葬仪式:“嗣游于市,有十余人华装,披麻戴孝;又六人各持乐器,如小鼓、小锣、喇叭等;又二人各举一棍,上披红绸,有‘永远行’三大金字,似送灵舆者。”护送灵柩时,披麻戴孝和以乐器奏乐随行是中国本土传统的送葬礼仪。送葬的棍披上了红绸,可见这家人是“喜丧”,即去世的老人应该是高寿离世,这也符合中国传统对于“喜丧”的操办形式。华人去世后所办丧礼依然是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坟墓碑识,却不忘本。”王韬感叹新加坡华人“多有自明代来此购田园、长子孙者。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这充分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顽强生命力和历史传承性。

2.文化教育方面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记载最早见于《海国图志》:“设英华书院,凡国中书籍,皆镂版翻译,延华人教其子弟”,“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敬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这说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出现不会晚于年《海国图志》成书之时。虽然英华书院设立的出发点是为了让英国人学习汉文和翻译中文书籍,但它的出现依然开创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历史。年出版的《地球韵言》记载当时的新加坡在福建籍华商陈金钟的慷慨解囊下,有“书院三区,学子居处。中国书院,建额萃英。”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新加坡华侨华人的谋生方式

在谋生方面,经商是新加坡华侨华人主要从事的工作之一。斌椿在归国后上呈给清政府的考察报告《乘槎笔记》中称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建了一条十余里长的唐人街,仿制洋楼的建筑样式,建造了非常稠密华丽的市场和房屋,包括有烟馆、茶馆和酒肆等。市场里货物云集,而闽粤籍的华商则是当时的众多商人的主力,常年的人数在七八万左右。当时的华人儿童也需要负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华人会把木头刻成独木舟,华人儿童在船上划桨唱歌,客人会把赏钱掷入海中,儿童们就会跳入海里,随即拿着钱跃出海面。每当洋船来到新加坡时,都会以此作为参观项目之一。“故儿童见舟,皆拍手笑乐,如拾韩嫣弹丸也。”生活在新加坡的底层华人,多以娼妓或优伶谋生。

在新加坡的大坡(今新加坡河南岸的桥南路一带)的牛车水地区,是华人移民最早聚居的地方。此处的酒楼、戏院、妓院云集,人口稠密,是底层华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又以妓院的数量最多。仅仅注册护卫司的在籍妓女就有多人,没有注册的暗娼的人数则不计其数。新加坡的妓女多来自广东,不是年幼时被卖到新加坡,就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女性。在李钟珏访新期间,新加坡频繁出现从香港贩卖幼女到新为娼的情况。中国驻新领事联合当地华人缙绅向殖民地当局总督进言,于是设置了保良局侦查此事。此事才逐渐平息。新加坡的华人戏院亦有多处,分为男班和女班。演出的剧种有粤剧、潮剧和闽剧等。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前往观看,票价也非常低廉。此地的酒楼数目较少,仅有几间,分别制作粤菜和外国菜。在宴请客人的时候,菜式多为兼顾中西,饮用的酒也多为洋酒。中国酒已不常见,“饮粤东糯米酒等酒者已少,绍兴酒则如琼浆玉液矣。”

(四)“猪仔”华工来新与殖民地当局管治

华人帮会早年来到新加坡谋生的华侨华人,多以经商为主。随着新加坡垦荒的需要,大量的“猪仔”华工被贩卖到此。外国人视“猪仔”华工为最低贱的人,经常是对他们实行苦役或是虐待。其惨况不可言状。在李钟珏访新期间,多有来自厦门和香港的轮船搭载数百到上千华人到新加坡。这其中除了自愿出洋者,也有不少被拐卖的人。有甚者还发生过拐卖自己的同母兄弟与同族兄弟。华工到达新加坡后会先投身于客馆,也就是所谓的“猪仔馆”。如果来新华工备有旅费,则不会被虐待。但若是被拐卖至此,就会失去人身自由。在新的华人官绅曾多次建言殖民地当局制止这种行为,但一直没有成功。来到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多是出身底层,其中不乏违法犯罪的亡命之徒。中国地方官访查确认此情况后,希望中国驻新领事可以向殖民地当局申请将这些罪犯引渡回中国,但被英国人以没有相关条约规定而拒绝。底层华人来到新加坡后,人员逐渐繁多。殖民地当局多次明令禁止。但后来还是保存了一个华人帮会,英国人称之为“危险会”。凡是入会者均要上报护卫司,仅年的新入会人数就达人,年此会的总会员人数达到多人,可谓是一个势力庞大的社会团体。帮会分子甚至还袭击了当时的华民护卫司毕麒麟,致其重伤。面对日益严重的帮会活动,年,时任新加坡总督的史密斯下令禁止所有的私会党。不过华人之间的私斗现象依然偶有发生。

结语

尽管移民到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已历数个世纪之久,但他们依然顽强地保存了自己当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思想家王韬(—年)在其所著的《弢园文录外编》称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与当地其他民族的区别在于“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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