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博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张倍瑜与四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中国剧团在东南亚：离散地的巡回表演，-年代》（ChineseTheatreTroupesinSoutheastAsia:TouringDiaspora,s-s）。本文为作者对四篇评论文章的回应。
）年5月，拙作ChineseTheatreTroupesinSoutheastAsia:TouringDiaspora,s-s由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暂定为《中国剧团在东南亚：离散地的巡回表演，-年代》。非常感谢此次书评召集活动，让我得以学习到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书评人对本研究细致、深刻、旁征博引的评论。在等待书评反馈的时间里，我的内心是惴惴不安的，因我深知该研究仍有许多未尽之处，内心感到愧疚。但是，阅读四份书评后，让我深受启发，看到了未来继续探索的可能性，同时也为遇见四位知音般的书评人感到欣喜，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合作和探讨。借此机会，我想在这里先回顾一下该研究成型之路，以及对书评人提出的意见作进一步的回应和解答。一、研究起源和历程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期间，修了两门对我影响颇大的课程，一门为《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另一门为《历史学方法论》。两门课的教授都是文化史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史经典著作的解读、分析和批判对我的研究有着深刻影响。修读这两门课时，我接触到了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的著作，他曾论述到，历史学和人类学陷入了对立二元论：对历史研究而言时间很重要，但是对人类学而言，社会结构更为重要。人类学研究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强调稳定性，而历史研究强调变化和偶然性，于是，稳定与变化便形成了一组二元对立，阻碍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萨林斯研究西方殖民者与夏威夷土著的“相遇”（encounter），他认为这种相遇虽然给土著社会带来了巨变，但是外部力量导致的变化总是能被当地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再生产规训和内化，成为当地人世界观的一部分。萨林斯认为文化人类学研究需要看到历史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而对历史事件的研究需要结合其社会内在的文化结构来分析。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需要从认识论上打破二元对立，意识到文化是变与不变的综合体，任何一种文化变迁都是一种再生。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也可以看作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历史书写。在这种跨学科思维的影响下，我开始构思另一种“相遇”，一种由移民导致的同族群（co-ethnic）的相遇。中国剧团旅行至离散地，与海外华人的相遇发生于某一偶然的历史时刻，但是，正如书中潮剧一般，无论是出于外部何种力量而发生了变化，其方言为纽带的乡音、对原乡浪漫的想象是由海外华人内在文化逻辑决定的。
一直以来，历史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科研究一样，有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讲究的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论证分析和结论。但是在出版专著的时候，我要展现给公众的不仅仅是我的博士研究，而是一个故事，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这一点也是深受文化史的写作手法的影响。文化史的书写要求我们去写生动的历史、人的历史。故事里有人物、情节、高潮和后记，这些元素往往并非按传统的、严苛的时间排序发生，对这些元素的深耕细作需要更多地去